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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分配:專家呼吁大力發展慈善組織,政策亟待突破

        2021/09/26 11:45公益時報 張明敏

          9月17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扎實做好民政在全面小康中的兜底夯基工作發布會。民政部部長李紀恒,副部長高曉兵、王愛文、詹成付介紹扎實做好民政在全面小康中的兜底夯基工作有關情況,并回答記者提問。

          如今,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第三次分配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實踐途徑,也是人類發展的文明方向。

          《公益時報》就相關問題采訪了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創新與鄉村振興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陶傳進,就慈善事業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進行解讀。

        國新辦發布會

          9480個慈善組織作用“第三次分配”

          慈善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慈善事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截至2020年底,全國認定的慈善組織達到了9480個,凈資產近2000億元,注冊志愿者達2.09億人。

          發布會中,有記者提問民政部如何參與第三次分配?王愛文表示,民政部將采取三方面措施,進一步發揮慈善事業的第三次分配作用。

          第一,要完善慈善制度與政策,推動完善稅收優惠和扶持政策,大力發展互聯網慈善。第二,要大力弘揚慈善文化,形成“人人皆可慈善”的氛圍。第三,要培育慈善組織,提高慈善資源的組織能力、配置能力。

          民政部門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慈善事業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內容,慈善資源是第三次分配中的核心資源,政策扶持、項目規劃、組織監管等職能均在民政部門。

          鄧國勝認為,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短期靠慈善政策的刺激和干預,中期靠慈善組織的發展壯大,長期來看需要依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慈善文化的作用發揮。

          他談到,從短期來看,慈善政策的干預相對容易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比如稅收激勵(遺產稅、股權、慈善信托的稅收優惠等)。毫無疑問,這會激勵更多企業和高收入群體參與其中,對慈善捐贈起到強有力的刺激作用。

          中期來看,發展慈善組織是關鍵。慈善組織是慈善事業的重要載體,是動員慈善資源的主體,慈善組織的數量規模與能力、慈善組織的公信力與透明度直接關系到慈善資源的募集、分配、使用和管理。慈善組織能力強、公信力高,對慈善資源的動員有較大的正向效果。然而,慈善組織的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經歷較長時間的培育和扶持。

          長期來看,慈善文化是根本。“日行一善”成為人們的生活習慣,將慈善當成一種生活方式,需要現代慈善文化的普及,這是一個更長期的過程,需要政府、慈善組織、公眾持續不斷地努力,久久為功。

          慈善政策、慈善組織、慈善文化是慈善事業發展的關鍵要素,缺一不可。慈善政策的出臺相對可以較快達成,而現代慈善文化的形成則需要經歷很長時間。鄧國勝說,“這并不是說現在不需要發展慈善組織、培育慈善文化,而是指達成目標需要經歷的時間長短不同。”

          陶傳進認為,民政部門對于社會組織有著向上引領和向下監管的作用,政府政策引領、支持、鼓勵對社會組織至關重要。同時,社會組織規范性監管、政府對規范性的理解、依法行政也至關重要。應該形成底部監管、頂部引領的狀態。

          制度出臺更要落地執行,尊重社會運作規律,尊重專業力量,尊重社會組織發展,這才能讓政策真正有效落地。陶傳進表示,“第三次分配核心是慈善事業,這也是廣義上的慈善,相比于狹義慈善要豐富得多。其不僅包括捐贈,環境保護、社會治理、人的尊嚴滿足都包含其中。第三次分配并非簡單捐錢,從富人手中消去財產,而是一種有理由、合理的、有效益的分配。”

        互聯網公益場景

          傳統慈善到現代慈善

          發布會中,王愛文透露,參與第三次分配,民政部門將大力發展互聯網慈善。

          中國是傳統慈善文化占主導的國家,互聯網興起、拇指公益、行為公益的發展使得現代慈善逐漸被年輕一代接受,個人捐款上升較快,有著明顯進步,促使傳統慈善向現代慈善轉變。

          但互聯網公益發展中,也伴隨著陣痛發生,正不斷被糾偏,促使其良好發展。

          今年“99公益日”中,“明明”報銷善款被指套捐一事引發輿論關切,互聯網募捐問題再次成為熱議焦點。

          鄧國勝認為,一些慈善組織為了獲得配捐采取了不恰當的方式,“當然這也說明慈善組織生存不易,籌款渠道有限,大家都想擠99公益日獨木橋獲得配捐,但不能觸犯底線,不能違背公德。”

          鄧國勝表示,互聯網公益是新生事物,政策法規還未完善,監管可能不到位。“第一,政府部門需要加大互聯網公益的管理,制定規范,互聯網公益平臺也需要更多自律和行為規范。第二,公眾需不斷適應互聯網時代的發展和培養現代慈善理念?,F在互聯網公益更多是私人贈予,并非透過慈善組織進行捐贈,這樣就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贈予行為不需要信息披露,不受慈善法監管,這都需要政府和行業不斷完善相應規則。”

          陶傳進表示,一個新的生態系統的完善需要一個長期過程。“如果我們將社會力量分成參與者、旁觀者、政府作為引領和監管者,這三者間,政府的態度就顯得十分重要。”

          他談到,政府對參與者、旁邊者有引領和監管的功能,遇到風險大家共同面對,這是一個健康社會的發展趨勢。當社會組織面臨發展困境時,如果政府只選擇監管,將抑制健康社會發展。“政府部門以怎樣的態度和思路去面對社會組織,決定著建構公益生態體系的速度。”

          “公益生態構建分為三個步驟。第一存在風險,公益生態構建一定帶有風險。第二面對風險,政府的選擇決定社會效益的優劣。第三迎接風險,通過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公眾共同參與,在監管的同時形成一種積極建設力量,這可能是未來最終的解決答案。”陶傳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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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萬家社會組織回應更多社會需求

          截至2020年底,全國共有89.4萬家社會組織,是建國初期的兩萬多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180倍。我國社會組織廣泛作用于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脫貧攻堅及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在動員引導社會組織參與方面,各級民政部門做了大量工作。

          專家表示,社會組織搭建了一座橋梁,一頭是基層群眾的需求,一頭是社會組織的供給。民政部門的工作就是推動供需見面、自主選擇、精準互動、依法運行。

          鄧國勝認為,這幾年社會組織成立數量在增加,從業人數也在增加,但增速有所下降,這是必經的發展過程。“造成慈善組織增速放緩的原因,可能與各地對社會組織登記政策尺度理解不一有關,從而導致社會組織登記困難,導致慈善組織發展放緩。”

          在他看來,當前一些地方的慈善組織登記并不容易,政策也需要更加明晰。慈善組織直接登記如何落地、社會組織如何分類管理,都值得加強研究。

          “慈善法出臺時公眾充滿期待,實施后發現還是存在一些局限。例如,慈善組織的登記、備案慈善信托是否享受稅收優惠未在慈善法中獲得解決,這極大抑制了設立慈善信托的積極性,政策層面亟待突破。”鄧國勝談到。

          陶傳進則認為,與數量相比,社會組織質量的提升更重要,社會組織能力、規模、服務質量、專業性都需要提升。一線服務機構應該提高自身專業性,另外,支持性社會組織比例也應增加。不同領域都要回應國家重大戰略,鄉村振興、雙碳(碳減排、碳中和等)這些領域社會組織應該增加。關注傳統慈善領域的同時應該擴展至新慈善領域,與時俱進,回應更多元的社會需求。

          “社會組織穩定有序增長是一個基本共識,質量遠比數量更重要。怎樣從數量型向質量型發展,亟待考慮。”陶傳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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